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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与集体协商机制的完善
日期: 2019年9月15日

 

金融危机与集体协商机制的完善
 
 

    一、从1995年《劳动法》实施后开始集体合同试点,到1997年集体合同制度开始全面实施,集体合同和集体协商制度已经实施10余年时间。那么,我国目前开展集体协商状况如何?如何评价现有集体协商机制在协调劳动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

    从1994年《劳动法》颁布至今,我国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建设已走过了14年的历程,这是一个马鞍型的发展历程。应当说,这项制度拥有一个较高起点,早在1994年全国总工会就将其作为贯彻“工会工作总体思路”的牛鼻子工程,并力排众议,且坚持不懈。其关键就在于将其作为协调劳动关系、特别是集体劳动关系的主要制度。但是,由于各级政府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单纯GDP观点,加之资本惟利是图的本性,以及工会组织和人员在权利和能力等方面的缺失,使这项制度虽有进展,不乏创新,但更多的是流于形式。一直到2008年,随着党和政府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和共建共享、建立工资增长机制,这项制度才重新得到重视。截至2008年6月,全国共签订集体合同109.1万份,覆盖企业183.4万家,覆盖职工达1.4亿人。其中,工资集体协议、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的签订均取得了较大进展。出台和重新修订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集体合同规定》、《关于进一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工作的意见》等法规政策,全国有22个省(区、市)制定了集体合同的地方性法规。国家三方将联合发布《全面实施集体合同制度五年覆盖计划》、《关于开展集体协商要约行动的意见》等文件,推动此项制度规范深入发展。从实践来看,根据2007年进行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职工认为集体合同能发挥很大作用或一些作用的占77%。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职工中,最近一年中增加工资的占69.1%,五年未增资的仅占12.3%;而在未开展协商的企业职工中,最近一年中增加工资的只占27.8%,五年未增资的多达26.5%。这说明,集体协商制度已能够在协调企业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切身利益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普通工人的工资收入一直偏低,且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呈降低趋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及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不应高估集体协商制度在协调劳动关系特别是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换句话说,集体协商制度及其所代表的劳资自主博弈尚未成为我国协调劳动关系的主要制度模式,而只能发挥辅助作用。

    二、此次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联合发出《关于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稳定劳动关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各级三方推动企业加快集体协商机制建设,把集体协商作为职工与企业凝聚合力、共担风险、共渡难关、共谋发展的制度保障。其必然性是什么?有什么现实意义?

    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在解决劳工问题上,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靠市场自发调整;二是依赖国家立法和规制;三是通过劳动者自我团结和劳资自主博弈。当前,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已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根据权威部门的阐释,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冲突型”的劳动关系,也不同于日本和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利益一体型”的劳动关系,而是一种“利益协调型”的劳动关系。和谐劳动关系具有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和合作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劳动关系的主体双方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尊重和承认利益差别,追求合作共赢。其次,它强化政府对劳动关系的积极干预,通过宏观层面上的法规制度建设,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实现公平和正义,并且这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方式。再次,推动劳资双方通过集体协商自主协调劳动关系。由于我国工会目前在集体劳权方面的缺失和组织结构的不适应,导致企业的集体协商还不能成为协调劳动关系的主要渠道,而仅仅是一种辅助方式。在过去一个时期,政劳资三方重点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加强制度建设,而全总则着力组建基层工会,并探索自下而上推动职工组建工会的方法,还在抑制企业雇主控制工会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此次三方联合发出《指导意见》,要求各级三方推动企业加快集体协商机制建设,并把集体协商作为职工与企业凝聚合力、共担风险、共渡难关、共谋发展的制度保障,既是上述制度建设过程的合理延续,又不失时机地将工作重心下移至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企业层面,期望通过集体协商机制的普遍建立,强化企业劳资双方自主协调劳动关系的功能。其现实意义不仅仅是危机应对之策,还在于完善劳动关系协调的机制建设。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金融危机发生之际,各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企业都在忙于裁员减薪,协商谈判机制效力减弱。我国在此背景下强化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完善,主要得力于党和政府的强有力推动,堪称是党政主导下的集体协商机制,其主要动机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职工队伍稳定。

    三、不管是强调凝聚合力,还是使集体协商的作用得到真正发挥,都需要积极培育工会与企业之间自主协商谈判和共同决策的理念。请问,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首先是启动《集体合同法》的立法进程。我国对集体协商制度虽有一些法规规定,但规定的比较原则,缺乏操作性和强制性,政策引导和规范不够,需要在党的十七大共建共享的指针下,重启《集体合同法》的立法进程,以保障这项机制的建立完善。迟滞的《企业工资条例》也应尽快出台。

    其次,劳资双方都应树立协商谈判、合作共赢的理念,推动企业效益和职工权益同步得到提高。2007年职工状况调查表明,凡是建立协商谈判机制的企业,其企业效益和职工权益会得到更大的增长和提高。而且,这符合企业长远稳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需要,也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作为工会,在危机之年,应大力开展与企业的“共同约定行动”,引导职工理解并支持企业为缓解经营困难采取的措施,与企业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再次,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就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支持工会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认真研究和及时解决工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把更多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组织。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未能建立完善工会与企业之间自主协商谈判的体制,原因是谈判结构主要放在企业层面、工会所处的弱势地位和工会资源手段的不足。因此,“把更多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组织”,是建立平等协商机制和稳定劳动关系的重要前提。

    四、大力推进集体合同制度,对参与集体协商的工会组织与雇主及其组织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劳动关系“强资本、弱劳动”的现状无疑对工会组织及其成员参与协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体来看,我国现有的工会组织能否满足实践需要?如何进一步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工会坚持把推动建立集体协商机制作为维权机制建设的核心内容来抓,着力在建立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确定劳动报酬的共决机制和工作格局上下功夫,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些进展包括:广泛参与有关集体协商的立法工作,为建立集体协商机制提供法律保障;完善制度机制的建设,保障集体协商有序运行,包括建立健全集体协商的组织领导体制、工资和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制度;三是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大力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四是推进区域性和行业性集体协商机制建设,特别是通过集体协商确定合理的行业工资标准和工作岗位劳动定额标准,建立起劳动定额的形成机制;五是在提高工会干部和职工协商代表能力中加强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建设。但是,由于企业工会的孱弱和缺乏代表性,使这项工作更多的流于形式,未能担当起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职责。

    进一步发挥工会在集体协商制度中的作用,一是需要“把更多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组织”,包括在争取党政支持中建立政府主导的集体协商和工作格局,积极推动各地党和政府成立高规格的工资集体协商领导小组,成立由劳动保障部门牵头的工作机构,落实集体协商制度的各项工作;另一方面,促进工会组织的民主化和群众化,从职工会员中寻求“资源和手段”,使协商谈判机制能够建立在会员群众意志的基础上。二是通过“上代下”,发挥产业工会和行业工会更加独立和能够凝聚劳工力量的优势,建立产业集体协商和社会对话机制,确定本产业劳动标准和劳动定额,更好地带动企业层面协商谈判机制的深化。三是加强能力建设和劳工意识的培育,努力打造一支独立的、专业化的工会协商谈判队伍。

    五、《指导意见》要求各级三方建立健全解决劳动关系重大问题的沟通协调制度,以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的重大问题。开展此项工作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在哪里?

    近年来,我国加快政劳资三方机制的建设,逐步发挥其在协调劳动关系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到2007年9月,全国共建立各级三方协调机制10702个,且各地三方都建立了例会制度,就劳动关系领域的各种问题定期进行协商沟通,国家级和部分地市级三方机构设立了常设办公室,国家级三方成立了劳动关系法律政策委员会、企业工资分配研究委员会和集体协商研究委员会,就企业面临的各种劳动关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针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企业规模裁员和职工待岗歇业现象逐步增多,欠薪、断保甚至欠薪逃匿问题不断发生,劳动争议和群体性事件数量激增等情况,笔者认为,三方应结合近期劳动关系变化的新特点和新问题,将企业规模裁员和职工待岗歇业问题、欠薪增多问题作为亟待研究解决的劳动关系重大问题,通过三方密切沟通协调而加以缓解,尽最大可能促进就业和稳定劳动关系,同时推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建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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