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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意图与实际效果
日期: 2020年3月30日

立法意图与实际效果

——以最低工资制度为例

Legislative Intention and Actual Effects

——on the system of the minimum wages

 

好经济学家与坏经济学家的区别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局限于看到可见的后果;而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1]

 

吴义龙

 

 

中文摘要:评价一项法律制度,不是看它的立法意图;而是看它的实际效果。本文通过从理论分析和中国实践两个层面,来细致地考察最低工资这一制度;并展示其实际效果是如何与立法意图不符,以及为什么这样的法律会出台。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应当重点关注制度的效果,不仅是直接的,还包括间接的;不仅只是关注其对特定人群的影响,还应当包括其对所有人群的影响。这一切都有赖于更多实证性的经验主义研究。

 

关键词:最低工资;意图;效果;实证的

 

Abstract:  When we evaluate a legal system, we should not emphasize its intention but effect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minimum wages system through academic and practical aspects, and discuss why the legislative effects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initial intention and the causes. The basic viewpoint of this paper is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ffects of systems,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and not only the special crowd but also all the people involved. All this things must depend on more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the minimum wages; intention; effects; empirical

 

 

 

历史上一定充满了这种情况:立法行动宣称的意图与实际效果相差深远。[2]最低工资制度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本文试图从经济理论和中国实践两个层面,来细致地考察最低工资制度实际的运作效果是如何地与其所预期的立法意图不相符合,以及尽管如此,为什么这样的法律会出台。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无论是法律还是政策的制定和出台,都应当事前从实证/经验的角度对其系统的后果进行推测(不是预测),不仅是直接的,还包括间接的;不仅只是关注其对特定人群的影响,还应当包括其对所有人群的影响。

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并给予其限定,以便更具针对性地讨论;第二部分将通过经济分析来论证最低工资制度的立法意图能否实现;第三部分系统地对支持最低工资制度的诸多观点给予理论性地反驳;第四部分将问题由理论语境转自中国实践并适当拓展上述问题;第五部分讨论最低工资制度的困境所在,以及这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的法律制度为何会出台;最后一部分是简短的结论。

 

一、问题、意义及限定

 

笼统的说,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是用来回应并解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就此而言,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判断一项法律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一方面,该项法律制度作为工具性的公共政策手段是否如期地实现了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即是否与其所宣称的立法意图相符合;另一方面,是否有其他制度/手段能够更好地实现其所预期的同一个目的。换句话说,所制定出的制度是否是所有能够达到同一目的诸多制度中实施成本最低的一种;而这就需要进行系统性的制度比较研究。[3]

通常而言,关于绝大多数事项,无论其重大与否,人们并不存在对其基本目标甚至是相当近似的目标方面有重大分歧,分歧更多地存在于实现该目的的手段,即结果方面。就最低工资制度来说,人们对于该制度所要实现的基本目的,即增加劳动者收入和消除低收入者贫困并没有任何分歧;有分歧的只是,该项制度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所要达到的目的。[4]或许是因为涉及到的是工资,这一与改善人们生活水平至关重要的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人们的思维就变得容易并过于情绪化和政治化了,从而妨碍了人们进一步地去认真讨论它。[5]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学者们平静下来,客观而又全面的分析和论证。

不仅只是对最低工资制度的直接结果,即消除贫困进行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对其可能的间接结果进行讨论,从更为宽阔的视野来全面考察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与就业水平、资源配置、人力资本以及产业结构等等一系列的附带问题是否以及有何关联。除此之外,我们既要讨论看得见的,也要讨论看不见的,尽管必然会实际发生的诸多结果。例如,受到最低工资制度帮助的人往往是哪些看得见的,而真正受到伤害的可能是哪些失业或即将找工作的人,即看不见的人。[6]关于最低工资制度,先前的学者主要讨论的是国外的理论,很少讨论中国的实践;更多的只是就该问题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进行分散的论证,而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的和全面的讨论。本文试图就这些不足做出自己的努力。

关于最低工资制度问题,当前主要是经济学界在讨论,而法学界即使有,也很少,更不用说细致性地讨论。之所以这样的一项立法意图与实际效果不相符合的法律制度会出台,很大程度上是受理论界尤其是法学界影响的产物(这一点将在第六部分给予详述),更准确的说,是受到规范法学的影响。规范法学往往注重目的和逻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说,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应当同时考虑实现目的的手段和约束条件。而这就需要实证法学(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的研究和补充,这一点在当前的法学理论界显得非常薄弱。[7]正如上面所说的,很多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人们如果能够在结果问题上达成一致,那么,他们就会或更容易会在目的问题上意见相同;而这种分歧并不是道德上的,而是科学上的,在原则上是可以通过经验研究给予解决的”。[8]我认为,这是经验研究最为重要的功能。

对于所讨论的问题进行一定限定是合适的。不仅能够清楚地知道所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的讨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和条件上的,在这一点上人们必须达成一致。首先,本文不讨论制度比较问题,即如果最低工资制度不能达到其保障或改善低收入劳动者状况以及消除贫困这一目的,是否有其它更好的制度形式。[9]其次,本文不涉及经验数据问题,[10]尽管这对于经验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出于数据真实性的考虑;另一方面是由于对真实世界中的约束条件的考察尤为困难,这使得许多经验性研究的结论并不完全可靠。[11]因此,本文将主要从定性方面来论证。最后,关于工资,是指劳动者获得的货币性报酬[12],而不是其所有的劳动性收入。

 

二、立法意图能否实现?

 

最低工资制度是由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所组成的,包括《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规定》以及其它一些条例。《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是关于劳动法律关系的综合性法律,对于最低工资制度的规定较为笼统;而集中规定最低工资制度的法律,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4年颁布实施的《最低工资规定》。结合第一条和第三条的规定来看,其基本目的是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具体体现为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的最低工资,并且这一点是通过针对用人单位的强制性规定予以实现的。

在具体考察最低工资制度的实际效果之前,先讨论一下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形下,工资是如何被决定的;换句话说,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中有哪些因素影响工资水平的高低。只有通过对比两种情况下工资是怎样被决定的,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前后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所谓工资,简单地说,就是劳动者所提供劳动力的价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动力价格和所有其它商品价格的形成机制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苹果、房屋或者专利。很不幸,或许只是因为被称之为“工资”,就让绝大多数人的思维产生了混乱,使其忘记了劳动力和其它商品的价格是由同样的原则在支配。[13]引起这种混乱的根源或许是,绝大多数教科书都区分了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而实际上这种区分完全没有必要。[14]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事物换了一个名称,就以为它真得变成了另外的东西。

认清了这一点,就可以看看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工资的水平。如同所有商品一样,工资是由市场中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状况共同决定的。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包括:其它行业的工资水平;[15]非工资性收入;工作与闲暇偏好;工作中非工资因素;以及合格劳动者的数量。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因素包括:产品需求;[16]劳动生产率;其它投入品的价格和雇主(劳动法中的用人单位)的数量。[17]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任何一种因素变化都会引起工资水平的相应变动,工资的高低完全随这些因素变动而自动地调节,这一切都依赖于价格机制的信号传递功能在起作用。

因此,当市场中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力量达到均衡时,就会形成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即工资水平。在这种情形下,作为稀缺资源的劳动力通过市场机制以富有效率的方式被使用,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当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在所有可能的劳动配置方向上都相等时,整个社会就实现了劳动力的效率配置。[18]现在,让我们引入最低工资制度,来看看会引起哪些具体效果。由于上述所讨论的工资水平是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被决定的;与此相一致,我们首先构造一个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引入最低工资制度的基本模型(见图1),然后再放松该模型的假设条件来看看结果是否会有变化。[19]

在分析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效果之前,应当假定其他因素不变。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会导致最低工资制度和其它因素混杂在一起,从而无法清晰地达到最低工资制度的的预测结果。[20]假设劳动力和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其中,均衡工资率和就业量水平分别为WoEo。如果最低工资水平低于或等于均衡工资率Wo,最低工资制度不产生任何经济影响。[21]如果最低工资率Wm超过了均衡工资率Wo,而这正是最低工资制度的目的,就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效果。

首先,一方面,从劳动力需求曲线看,由于最低工资率Wm高于均衡工资率Wo,这意味着强制性地增加了用人单位的劳动力成本,从而导致用人单位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就会从当初的Eo减少到Ed。另一方面,从劳动力供给曲线看,由于提高了工资水平,增加了该工作的吸引力,从而导致愿意为此工作的劳动者人数由最初的Eo增加到Em。这样导致的后果是,原先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量下降了AB段,并同时产生了BC段的失业量。而且,随着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和需求曲线的弹性越大,最低工资制度导致的失业也就越多。[22]

 

 

 

不仅如此,最低工资水平制定得越高,失业人数也将越多。那么,究竟是哪些人最先或最容易失去工资呢?由于工资水平反映的是劳动者生产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因此,那些生产价值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最先被淘汰。换句话说,相比较而言,那些最没有竞争优势的劳动者最先失去工作,而这些最没有竞争优势的人往往就是那些收入水平最低的人群。显然,这与最低工资制度的初衷不符,因为最低工资制度就是要保障那些收入最低的劳动者的权益。这样来看,因最低工资制度而受益的是那些本来收入就较高的劳动者,也就是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人。如果视野更宽阔一些,就会看到,那些原本打算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一些人,由于最低工资的提高而不可能找到这些工作了。原本他们愿意接受低于最低工资的工作,现在却因为最低工资制度的实行,这些工作机会永远的消失了。

其次,最低工资制度要想完全达到其预期目标,就必须严格保证最初的劳动力市场中没有劳动者失业。[23]如果该要求被强制执行,那么,将会有什么后果发生呢?用人单位首先会想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将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种是促使劳动者更加努力地工作,例如提高工作强度,增加工作时间,加强对劳动者监督等等;另一种是调整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投入比例,例如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或设备,由于劳动成本的增加,使得本来没有赢利可能的生产技术变得有利可图。前一种途径不可行,即使可行,也会使得那些本来就处于超负荷工作的劳动者处境更加不利,因为他们就是那些最容易受到失业威胁的人群,他们已经是最努力的工作了;后一种途径更有可能,但是以产出下降作为代价的。[24]

还有另一种可能。正如前文对问题的限定中所强调的,工资是以货币化形式支付给劳动者的。由于工资是结构性的,不是单一形式的,这就给用人单位留出了调整的空间。换句话说,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只是其全部收入的一部分,其它部分是作为总报酬组成部分的附加福利,包括各种保险,津贴,带薪休假,工作环境,职业培训甚至是用人单位组织的各种活动,例如旅游。[25]尽管最低工资规定中指明了其中的一部分,但一方面并没有涵盖所有的非货币化报酬,以及另一方面其规定较为模糊,以至于执行起来总有余地。因此,用人单位总是可以在这总体性的劳动者报酬范围内作出适当的边际调整,从而抵消最低工资制度为其带来的成本提高的不利影响。除了这些与工资较为直接的因素外,其它一些间接的因素例如工作的稳定性、危险性、社会声誉甚至包括工资的支付形式(计价还是记时;按月份还是小时支付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工资水平。而这些因素都是可以被用人单位用来作为调整工资的手段。

退一步来说,即使上述情况都能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也不一定就必然改善低收入者生活水平。当我们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劳动者的收入,确实由于最低工资制度而有所上升,但当我们从作为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劳动者的收入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其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必然会上升,因为用人单位会将该成本加入到产品当中去。而当劳动者去消费/购买这些产品时,就不得不比原先支付更多的价格,而这些额外支付的价格就是由于先前在生产环节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起的。至于劳动者收入的增加能否弥补因产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损失,就要看劳动者对产品的需求程度与用人单位的产品赢利空间的相对大小了。这就是所谓“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不同的原因所在。[26]

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时候,在不同场合是以相当不同的身份与他人打交道。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了这些诸多不同的“我们”,其实还只我们自己而已;不能仅仅因为身份发生了置换就把自己误当成了别人,或反过来,把别人当成了自己。“当我们专注于某个单一经济群体时,看起来可能是千真万确的许多事情,在转而考虑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每一个人的利益时,却有可能是一串错觉”。[27]这种时常转换角色看待问题的方法,尤其对于推测制度后果而言是富于启发性的。

最后,由于最低工资制度,将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下降。当没有最低工资制度时,所有资源都会通过价格机制而自动流转到其最佳用途上去,各种生产要素将会有低利润行业转向高利润行业,并最终导致平均利润率趋向于零,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况。强制性地引入最低工资制度,就会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生产厂商就会用其它生产要素来替代价格升高的劳动力。但这种替代是缺乏效率的,因为这种状况与垄断定价相类似,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同程度的扭曲。

 

三、对支持者理由的反驳

 

从上面分析的结论来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没有实现当初的立法意图,并因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额外的不良后果。尽管如此,支持最低工资制度的理论层出不穷。在我看来,其中最强有力的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即所谓买方垄断市场理论,这也是绝大多数最低工资制度支持者的基本共识。该理论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诸多不良后果,是因为其适用的假设前提是完全竞争模型,而该模型不是现实中的常态,垄断(包括垄断竞争)更可能是实际的情形。

在对该理论进行反驳之前,首先考察一下什么是垄断是必要的。经典的教科书认为,如果一个企业是其产品的唯一卖者,而且其产品并没有相近的替代品,那么,这个企业就是一个垄断企业(monopoly)。竞争企业是价格的接受者,因为有无数的企业同时竞争,从而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控制价格;反之,垄断企业是价格的唯一制定者[28]

现实情况真是这样的吗?让我们从真实的例子入手。人们经常引用电话公司作为垄断的典型。的确如此,在某一特定区域通常只存在一家电话公司,因为在同一区域铺设两条或更多条电话线路,其成本极为高昂以至于不值得。只要我们使用电话,就不得不受制于该公司,因为没有任何替代品可供使用。可是,当我们进一步问,电话公司出售的究竟是什么商品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实际上,电话公司提供的无非是“通信服务”。这样来看,电话公司从来都不是垄断者,因为同时有邮局,各种快递,互联网,甚至是大叫和快跑都在与其竞争。从而,如果对商品的定义足够宽,没有一种商品是由唯一的“垄断者”出售的。

另一方面,人们会认为,在商店出售的同一品牌的牛奶是竞争性商品,因为有无数的卖家在与其同时竞争。然而,一千米之外的大型超市的牛奶和隔壁邻家的小店里的牛奶不完全一样,而这对于正在家中因饥饿而哭喊的婴儿尤为真实。从而,如果对商品的定义足够窄,没有一种商品是完全竞争性的,总会有程度不一的“垄断”成分存在。[29]如果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那么,垄断与竞争之间相互对立的观念是引人误解的,两者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除非我们自己决定划出这样的一条界限。我认为这也是对反垄断法宗旨的最为致命的反击了。[30]并且,如果有严格意义上的垄断的话,那么只可能有一种,即政府的行政性垄断,而这种垄断与其它各种形式的垄断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无论是形成的原因还是运作的机制都是如此。[31]

这一切都是概念或定义在“作怪”。不要认为我的讨论离题了。只有当我们更深入地考察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时,才有可能对所讨论的问题有更清楚地认识。我们往往有一种概念实体化的倾向,就是将概念所指向的对象从众多与其相关的因素当中分离出来,力图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换句话说,概念对象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是一种严格的“非此即彼”的情况。[32]尽管这种观念对讨论问题有所帮助,否则我们将无法就“对象”进行讨论。可问题在于,很多情况下,重要的不是对象“有”或者“没有”,而是有多少的问题;是程度的问题,而不是性质的问题。[33]更为重要的是,定义是可改变的;而如何定义则取决于定义的目的是什么。[34]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即使假定存在所谓劳动力买方垄断的情况,该理论都有那些不足。首先建构一个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模型,以区别完全竞争模型(见图2)。按照该理论的经典表述,买方垄断与完全竞争模型的最大不同在于,在劳动力完全市场上,由于有无数企业同时竞争,因此,劳动力供给曲线是水平的;而在买方垄断市场上,由于只存在唯一的一家企业,劳动力供给曲线是向右上倾斜的。换句话说,在完全竞争情况下,企业多支付给额外一位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与劳动力的边际费用相同,而在买方垄断情况下,劳动力的边际费用高于其所支付的工资水平。

 

 

用图形来表述就是,对于买方垄断企业来说,基于其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将会选择在点A实现ME=MRP,并且这时,就业量为Eo,工资率为Wo。引入最低工资制度后,假设强制性的工资率为WmWmWo),企业的劳动力边际费用曲线变为BDEM。通过使得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图中C点),企业实现其利润最大化,这时就业量为Em。因此,工资率从Wo上升到Wm,并且同时,就业量也从Eo增加到Em。于是,在买方垄断情况下,无论是工资率还是就业量,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后都有所上升,这就是支持者的理由。

但是,不要过早地就下结论。因为,如果要满足该结论是有两个前提条件的。第一,只有当强制性的工资率被确定在WoWm之间,就业量才会上升,而如何确定这一范围,困难重重(高昂的信息费用);第二,该曲线描述的是短期的情况。这时MRP曲线是固定不动的;然而在长期,该曲线是会发生变化的,并且所产生的效应与短期正好相反,即工资率和就业量都会下降。因为,尽管该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垄断优势,但是他在产品市场上将会面对更多的竞争对手,并因此不一定就处于优势地位;而如果其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性的,那么,由于该企业当初的利润率就已经等于市场平均利润率,因此,其利润水平的任何下降都会导致其整体的利润低于该产品市场的一般利润水平。如果强制性的工资率足够高,就会导致该企业退出市场,从而失业现象必不可免。[35]

与劳动力买方垄断理论相关的一种意见认为,正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尤其是对于象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劳动力供给曲线对价格变动极为不敏感;并因此,众多的劳动者在与企业(资方)谈判时处于弱势地位,企业处于强势地位且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独自决定工资率水平的高低。之所以引进最低工资制度,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劳资双方不平等的谈判地位,以实现某种社会公平。[36]表面上看起来,买方和卖方在讨价还价时,似乎都在与对方相竞争。这种看法实际上并不正确;正确的观点是,“卖家只与卖家竞争,买家只与买家竞争,而卖家和买家之间不会竞争。”[37]

想一想在菜市场上买菜的情形。如果只有你一人去买某一卖家的白菜,这时,卖白菜的人的谈判优势即使有,也不明显;但是因卖家的白菜物美价廉,于是很多人都想买,这时卖家的谈判优势就开始明显起来,并且随着买白菜的人越多,这种优势就越明显。因为,有更多的买白菜的人在相互竞争;你不买,还有其他人买。反过来,随着卖白菜的人越来越多,而买白菜的人相比较而言较少,这时买白菜的人的谈判优势就会越来越强。

不仅如此,这里还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即卖家和买家之间的讨价还价的行为,无论其最终的价格如何,如果是双方自愿达成交易,其交易结果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这是亚当·斯密二百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的交换定理,同时也是日常生活中非常简单朴实的道理。可是当其一旦进入学术理论话题或理论体系时,很多人却忘记了;并因此得出一些荒谬的结论来。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资方“压迫”或者“剥削”劳方的观点从来就不正确;相反,两者之间是相互合作的关系,不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因此,如果要想真正改变劳方的不利处境,就只有千方百计地增加资方的数量,并且增加的越多,对劳方也就更有利(这正是当下中国发生的情况)。只有分辨清楚哪是因,哪是果,才可能会有正确的判断。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最低工资制度能够产生所谓“冲击效应”。具体说就是,如果强制性地引入高于市场均衡的工资率,就会迫使厂商提高管理水平,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或设备,甚或是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本。这样的结果是,可以增加劳动的边际产品,并进一步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最低工资提高带来的负面效应。[38]这里面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如果通过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比例能够提高其劳动边际产品价值,无需等到引入最低工资制度之后,而在此之前,厂商就会根据市场中生产要素的价格信号机制而自动做出;其次,尽管这样做能够缓解最低工资制度的负面影响,但不可能完全抵消因此而带来的关于失业和资源配置扭曲的不利后果;更有可能的结果是,由于最初就存在着低效率,其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没有优势,就会被那些更具效率的厂商逐出市场。最后,在存在低效率的地方,可能意味着过度使用了劳动力而没有充分使用资本和技术。因此,最终的结果将会是,最低工资制度会冲击厂商,使其解雇过多的劳动力。[39]

由于一些学者通过经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表明在传统的劳动力完全竞争情况下,引入最低工资制度带来失业的结论并不可靠,并因此对该理论产生了质疑;同时借助于信息经济学的兴起,学者们提出了所谓“效率工资”理论,以此来重新考察最低工资制度的实际效果。该理论认为,由于在团队生产中,对多人联合生产出的产品难以清晰地度量出个人贡献,这时个人就会有偷懒的动机,为此需要进行监督。然而由于监督的费用很高,为解决该问题,一种可能的方式就是,给予劳动者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即效率工资)。[40]

这种理论也不正确。由于企业支付的工资高于市场均衡水平,使得工人害怕失业从而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同时还能提高工人的能力,并使得熟练工人在工人总数中的比例得到提高。可问题在于,只要该企业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有足够的优势,就说明其已经弥补了在生产环节中因工人偷懒造成的损失;而所有的企业都存在工人偷懒的情况。换句话说,在竞争的约束条件下,产品有优势的企业,其员工的偷懒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有效率的;这种有效率只是与现实情况相比较而言,而不是与理想状态相比较。如果认为只要增加工资水平就能自动提高工人劳动效率,那是在监督成本为零并且其它厂商没有这样做时,才有可能成立。如果只是想解决团队生产中的偷懒问题,其它方式,例如采取不同的绩效工资形式,便能够用更低的成本达到同样的效果。[41]不仅如此,很多经验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42]

 

四、中国情形及问题再审视

 

理论如果要有用,就必须一方面能够约束所解释的行为;另一方面同时要受到外部制约条件的限制。[43]国外关于最低工资制度的理论分析大多是针对青少年、妇女以及有色人种,涉及的基本上是城市工人,以及工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4]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与此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其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因地域的辽阔所导致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共同决定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这一切使得讨论最低工资制度时,应更为深入地考察一下诸多外部约束条件,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一些新的问题。

首先,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与国外学者使用的“二元”经济概念并不完全相同。[45]中国的特点是,往返于城乡之间的主体是农民;数量巨大,超过两亿;[46]并且其流动性很强。这里的流动性是指农民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其次,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尽管“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等称呼已有数年之久,甚至有报告称,中国将在2011年底制造业超过美国。[47]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当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再次,中国地域辽阔,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其中东部沿海最为发达,中部其次,而广大西部地区则较为落后。最后,一定要在经济全球化,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来重新来考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等问题。

在当下中国,低收入者往往就是指农民;并且实际上,最低工资制度重点关注的就是农民工的收入状况。[48]由于农民工数量巨大,劳动力供给似乎是无限丰富的;并且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49]这些行业的特点是,对技能和知识的要求不高,劳动者的替代性很强。另外,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竞争非常充分。这些特点要求我们,应着重从劳动力供给而不是需求的角度,来考察最低工资制度的实际效果。而如果从这个视角看,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其实更接近于经典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而不是如许多学者们批评的那样,更接近于垄断或垄断竞争模型。

即使是从需求方面来看,我们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劳动力本身。实际上,与对产品的需求不同,对劳动力的需求,来源于所谓引致的需求;这意味着,劳动力需求最终取决于它所能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的需求。[50]在当下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特征,决定了其产品市场竞争已非常充分;并且就单个企业来说,劳动力成本占据着其投入的绝大部分,工资调整基本处于刚性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引入最低工资制度,意味着在短期内,企业遭受亏损,产量下降;长期而言,很多企业因没有调整生产要素的可能空间,将被迫退出市场,失业必不可免。[51]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好的甚至是应当鼓励的现象;可以迫使甚或促进产业不断升级,由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高端的资本、技术和知识/信息密集型产业,从而加快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的速度。想法是好的。但问题在于,一方面,如果企业能够通过自身投入,包括资本、技术、管理等就能实现产品换代甚或产业升级,就会自觉去这样做,获得超额利润,无需等到外界的压力所迫。换句话说,强制性的要素替代或产业升级是缺乏效率的,因为这种状况与垄断定价相类似,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52]另一方面,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会更高,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需要更多的熟练工或技术工,而不是原先的非熟练工或非技工。

这就涉及到与上述观点紧密相关的另一种看法,如果引入最低工资制度,有助于改善劳动者整体的素质,促使其进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即所谓人力资本模型。[53]该模型认为,最低工资制度会激励那些生产率较低的劳动者,因为这些低效率者要想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就必须相应地提高生产率,而这需要较高的技能和能力;因此必须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接受教育和培训;不仅仅是对自己投资,更可能会对自己的子女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但是这种结果要实现,至少需要满足以下几项条件。

首先,最低工资增加的幅度必须足够高,从而使得这些农民工觉得,暂时放弃眼前的收入而提高自身技能是值得的。实际上,最低工资即使比市场均衡工资高,也不可能高太多;而人力资本投资是一项高投入事业,况且实现其效果是长久的事情。而这些愿意从事低收入行业的农民工,就是因为眼前生活困难,往往等不了太久。其次,如果将人力资本投资的任务转向企业,也不现实。因为,最低工资制度已经使得企业的成本上升了;这时企业更可能做的是,通过调整生产要素投入的比例,包括减少先前可能有的岗位培训,技能培训等关于对员工的人力资本投入,来减少其利润损失。而不会相反,投入更多的成本去提高劳动者素质。另外,即使是企业愿意对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也不一定就能实现。因为这是一项长期的投入;而我们知道,农民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季节性的流动性很强。这使得企业很难有强烈投资动机。[54]最后,试图通过最低工资与均衡工资的差额的积累来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摆脱低收入的循环陷阱,也不易实现。[55]不止是这个差额并不多;并且只是因为高收入必然要求高素质的话,这一点即使成立,也与最低工资制度无关。因为已经存在高收入的工作,而不是只有引入最低工资制度后才有“高工资”;既然如此,为何不提前就对下一代进行投资,而非要等到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呢?

与前面最低工资制度能够促进产业升级相类似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该制度的真实意图并不是保障低收入劳动者的权益,而是在全国范围内促进产业转移/布局更为合理。[56]尽管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依据现有资源禀赋结构经过竞争选择的结果,具有比较优势;而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可能使得这些企业破产,退出市场,导致失业发生。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东部与中部,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大,中西部工资明显低于东部,从而这些可能退出市场的企业不会破产,而是会选择劳动力更为低廉的中西部地区,同时实现了所谓产业转移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达到了双赢的结果。[57]

与上面论证产业升级的思路相一致,这种强制性的产业转移,同样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一方面,尽管被迫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确相对东部地区而言较为低廉而有所降低;但同时在其它方面成本会上升很多。例如,这些企业要重新选址建厂,而这是一笔很大的投入,往往一些大型设备一旦拆卸就没有多少或毫无价值;即使是在中西部新建的企业,由于远离了港口和交通枢纽城市,其运输成本会急剧上升;另外,制造业企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只有当许多产业链紧密相关的企业聚集在一起,才能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即所谓产业集聚(集群)效应,而短时间内很难形成这种效应。[58]最重要的是,相对于这些额外增加的成本而言,减少的劳动力成本只占据其总成本中很小的比例。要考虑净收益,而不只是收益。

另一方面,如果只是试图改变中西部低收入者的贫困状况,不妨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他们在东部地区工作、创业和发展,可以让他们“走出来”。不仅由于东部地区具有产业的、资本的、管理的等方面的优势,交通设施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也降低了劳动者的出行成本。即使是在中西部创办企业或发展产业具有较高利润,那也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决定,而无需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不易或无法判断哪种企业或产业到中西部发展更具优势。不仅如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最低工资制度的广泛适用,以及两年进行一次调整的做法,迟早会导致因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使得很多企业迁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或地区去。不要认为由于中国劳动力数量巨大,相对低廉的成本优势会一直保持下去。最近几年发生的所谓“民工荒”现象并不是耸人听闻。

更进一步地看,最低工资制度只是适用于那些与用人单位之间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必须有正式的劳动合同关系。[59]而这在中国当下,不符合实情。实际上,中国目前的非正规就业非常普遍;而占据低收入者中的绝大部分的农民工就是非正规就业的“主力军”。所谓非正规就业,简单地说就是,没有依法建立劳动关系,流动性较大,工时工薪灵活,并同时合乎社会需求的有酬经济活动。[60]非正规就业的形成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有关。户籍制度、技能水平甚或社会性别往往制约着农民工进入正规就业领域;农民工的“候鸟式”地往返于城乡的高流动性;以及建立正规劳动关系的高成本等等因素都会导致非正规就业将会在我国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并且其具有某些不可替代的优势。[61]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关于最低工资制度的执法成本高昂的表现。即使有企业不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也并不必然遭受到法律的惩罚,前提是执法者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存在。即使不讨论模糊的“工资”范围问题,就连基本的正式或是书面的劳动合同都没有,如何确定企业行为违法,困难很大。而之所以执法成本很高,根本的原因是,很多农民工“甘心情愿”地与用人单位签订这样的合同,尽管是非正式的,口头的合同。因为他们知道,不这样做,就不会有工作;甚或知道一旦引入最低工资,将会使企业退出市场,这样以来结果都是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说,最低工资制度执法效果不佳很大程度上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合谋“的结果。

从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如果试图彻底地讨论最低工资制度的管制效果究竟如何,还必须与其它相关制度相勾连;只有在诸多制度的交互影响之下,才有可能更清楚地看到那些“看不见的”的制度效果。已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在此,不再深入讨论了。[62]

 

五、法律的困境,以及为何会出台?

 

即使不考虑因最低工资制度所导致的一系列不利后果,就该制度本身来看,也有不少适用上的困境。概括地说,其困境主要根源于获取相关信息的费用过于高昂;而关于这一点,往往被学者们或立法者严重低估了甚或根本就是忽视了。任何制度的运作本身是有成本的;因此,有必要对一项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所带来的总收益和总成本进行比较之后,才能判断该制度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上面的论证集中关注的是最低工资制度实施中的问题;下面将主要讨论该制度制定中的问题,更准确地说,是关于获取最低工资的权利界定的成本问题。

首要的一点是关于最低工资的标准。正如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最低工资制度的核心是如何合理确定最顶工资标准。[63]按照2004年实施的《最低工资规定》第6条的规定来看,该规章并没有就最低工资的标准给予严格的界定,而只是列举了制定该标准时应当参考的一些因素,包括城镇居民生活费用支出,经济发展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就业状况等。表面来看,这些相关因素与低收入者工资有关;但如上文所论证的,工资的直接决定因素并不完全与此一致。重要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只考虑这些因素,而不考虑其它因素,考虑这些因素的理由是否充分。即使假定这些相关因素与最低工资有关,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如何确定仍然困难重重。立法者实际上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在《最低工资规定》的附录部分给出了两种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用方法,即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再考虑一些因素对其进行修正以最终得到最低工资标准数额。看似非常精确的计算公式,但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即使不讨论这些修正因素的选取是否合理,由于引入了更多的需要考虑的因素,他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更为复杂,也更难确定。

这里的关键是,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经验上,我们看不出《最低工资规定》中所给出的计算公式的充分理由。即使是有学者给出更为复杂的测算公式,[64]也不能消除同样的困惑;甚至认为,由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最低工资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50%70%,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最低工资比例偏低。[65]这种没有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的研究方法,同样值得我们警惕。由于我国各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最低工资在不同地域的标准应当有所差别。《最低工资规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这并不完整;不只是地域,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也不小,甚至在同一行业中,最佳工资率还要随劳动者素质不同而有所变化。不仅如此,《最低工资规定》第10条规定了其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且不说很多省份或地区多年尚未就此进行调整,[66]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经济指标的变动较为频繁,即使是两年调整一次,也使得最低工资标准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变动情况,而失去其意义。

最低工资不能太低,否则将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也不能过高,否则失业必不可免。只有在一个相当精确的范围内,明确了就业与工资的供需计划,才有可能制定出理想的最低工资标准。但这是以找到令人满意的确定供需计划的精确方法为前提的。[67]按照上面的论证,这种方法至今尚未产生。即使退一步来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样的方法,还有一个问题仍然值得讨论,即获取这些信息的费用高低。我们知道,为了获取这些因素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必须对以往的大量的经济指标和数据进行调查,统计,修正以及验证;或许还得对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状况给予推测。这些都需要支付出代价,或许还是不小的代价。

从更为宽泛的角度看,为了行使某一项权利(在此表现为低收入者获得最低工资的权利),其前提是该权利已经得到清晰地界定;而任何权利的界定或者说是权利范围的确定,都是有其成本的,即所谓界权成本。[68]另一方面,该权利的行使的确能够为权利人带来某种收益。因此,在考虑一项权利的形成和实施是否值得时,既要考虑该权利所带来的收益有多少,还要考虑其界定的成本,以及实施的成本。只有当全面综合地权衡两者之后,才能做出判断。[69]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以及实施,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结果是,该制度的运作成本高于而不是低于其所能带来的收益。

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既然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无论是对于立法者,还是对于受其保护的人,都是如此。那么,这样的法律为何还会出台?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通过细致考察这样法律为何出台的可能原因,认真反省立法过程中的不足,从而改进立法质量。不仅如此,或许对理论界也有些许启发,能够将研究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制度的效果,而不是动机上面,尽管所有的动机或愿望都是善意的。

在考察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出台的原因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最低工资制度出台的背景是合适的。通常的观点认为,最低工资制度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70]我不讨论这种观点;而主要讨论工会组织在最低工资制度形成的作用,因为集体行动比个人行动更有力量,也更有可能促使该制度出台。工会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该目的的:一种是限制劳动力供给;另一种是直接争取高于市场均衡的工资,并且这两种途径往往是共同使用的。并不是所有的劳动者都能加入到工会组织中,往往是那些技能水平更高,能力更强的劳动者才能进入工会。一旦限制用工人数,劳动力供不应求时,劳动者相对于厂商而言就更具优势,就更可能要求最低工资。并且不同行业,由于对劳动力需求程度不同,导致那些更缺乏劳动力需求弹性的产业中,工会提高会员工资的能力最强。[71]

与我们所认为的相反,最低工资制度并没有保护那些收入最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与那些加入到工会组织中的往往是技能和素质更高的劳动者有关,并且可通过中间投票人定理对此加以说明。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之一安东尼·唐斯指出,如果在一个多数决策的模型中,个人偏好都是单峰的(即对不同偏好能做出排序),那么,持更为中庸观点的投票人(即中间人)的决策更有可能胜出。[72]如果这一点成立,由于技能和素质更高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相比于那些收入最低的劳动者更接近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那么,政党政策必然更偏向于高技术劳动者的偏好;而这些高技术劳动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会更有动机,同时也更有能力游说政党出台最低工资制度。因为,一旦厂商被迫实行最低工资制度,那么随之遭到解雇的必然是那些技能和能力更低的劳动者。[73]这也可以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对美国最低工资制度出台的讨论中得到部分印证;他认为,北方工会和受到南方竞争威胁的北方厂商普遍赞同并支持最低工资制度,以此来减少来自南方的竞争。[74]

我国的情况完全与此不同,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国工会的组织功能不同于国外。我国的工会组织更接近于一种准政府机构,主要承担的是安抚和动员工人,以实现党和国家的特定经济和政治目标。[75]尽管也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更多的是关心员工生活问题,看望离退休人员以及组织业余活动等,很少或基本不涉及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等事项。由此可看出,工会组织并不是劳动者向资方斗争的工具。因此,其没有动机或理由去促使最低工资制度出台;即使有,也只可能附属于其他利益集团而不可能单独发挥其作用。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由于最低工资制度是保障特殊群体,即低收入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基本生活。因此,如果要体现民意,也主要是听取这一群体的意见。而我们知道,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低收入者的知识水平并不高,让他们事先提出相关的立法建议,或事后就法规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不现实。就最低工资制度的核心,即标准问题来看,基本上是数学公式的应用,不用说让一般的农民工对此提出意见,就是让非专业的知识分子来看,也不一定就能切中要害。

就立法者自身而言,尽管了解甚或熟悉该领域的情况,但由于专业分工,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知道该领域的所有知识。因此,就可能会参考其它方面的一些做法。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借鉴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听取国内专家的意见。正如上面所论证的,国外的最低工资制度的出台,大多与工会组织或其他利益集团的参与有关,是利益集团与政党之间博弈的结果。我国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因此,立法者如果直接借鉴其做法,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即使是借鉴国外的经验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会听取国内专家对此的看法如何。

而听取国内相关学者的意见,在我看来,是该法律出台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了。然而,当下无论是法学界,还是经济学界,关于最低工资制度的知识储备并不充分。就目前发表的绝大多数论文或出版的教科书而言,占主导的或流行的观点是,最低工资制度能有效地保障低收入者的合法权益。很大一部分学者没有对其提出的观点进行论证,即使有,也很粗糙。而反对者即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也由于不系统,不深入,从而被支持者的声音淹没了。[76]但是,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其目的/动机都是一样的:试图改善低收入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改变收入不平等状况,以及最终消除贫困。在这一点上,双方都与低收入劳动者没有利害关系,并且都是善意的。

就其实施目的,即保障低收入劳动者权益而言,我国最低工资制度与国外是一样的;并就实施效果来说,也是一样的,即并不令人满意。但是两者出台的背景却不相同:国外最低工资制度是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产物,有其自身的利益;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则是由于立法者和专家的知识储备不足而出台的,并没有利益在其中。尽管没有利益冲突,代价还是有的,并且是以牺牲那些实际上最需要帮助的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或许这就是给学界带来些许启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当学者们就某一问题进行研究或者是向立法者建议时,不能只有善意的动机和良好的愿望,还得对其后果进行判断;不仅只是看的见的,直接的后果,还必须对那些看不见的,间接的后果做出推断。

 

六、结论

 

当年为避免经济大萧条,凯恩斯爵士竟然抨击储蓄,鼓吹大肆消费。而有人对这些政策的长期效应质疑时,他却说:“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会死的。”这不过是一句“戏言”,却被当成了至理名言,并被视为经济生活中的信条。[77]法学界也不例外。最低工资制度就是其中的一例。如果说,最低工资制度的即刻效应是,有些人的确因该制度的实施而“被”提高了些工资,但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却因此处境更糟糕。不只是如此,长期来看,该制度的实施将会导致一系列不尽人意的结果,而这些都被立法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向立法者提出建议的专家们所严重地忽视了。只有善意的动机是远远不够的。尼采曾经说过,没有任何制度有可能建立在爱之上。因此,我们更多需要的是,对制度后果的慎重考量,并且是系统性的后果。这就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实证性的经验主义研究。

 

                              

(2011-2012年度权亚劳动法奖学金获奖论文——二等奖)                                            (编辑:高杰)



[1]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看的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载其著《财产、法律与政府》,秋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章。

[2] 张五常:“露宿街头还是有屋可住?——租务条例宣称的意图与实际效果”,载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易宪容,张卫东译,朱泱校,商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这是一篇讨论关于政府管制对房租效果的经典论文。其结论是,一项法律原本想要让长期租客有房可住,结果却使一些租客露宿街头。本文的基本思想与该文一致并深受其启发。

[3] 而我们即使有制度比较方面的研究,也往往是将现实中的制度与理想中的制度进行比较,而不是将两种不同的现实中的制度进行比较,从而失去了比较的意义。关于对这种错误的制度比较的批评常见于经济学界,而实际上法学界则更甚。请参看,DemsetzHarold1969.Information and EfficiencyAnother Viewpoin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2No.1):122.

[4] 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上册)》,胡雪峰,武玉宁译,胡雪峰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5] 亨利·黑兹利特:《一课经济学》,蒲定东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6] 这是法国自由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斯夏一篇著名文章的主题,即“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载其所著《财产,法律与政府》,秋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一章。弗里德曼曾引用该观点讨论了最低工资制度。请参看,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6页。

[7] 关于经验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的最为有力的倡导者是苏力老师,这也是他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研究风格。请参看,苏力“面对中国的法学”,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3期。

[8] 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上册)》,胡雪峰,武玉宁译,胡雪峰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9] 关于这一点,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负所得税制度。请参看,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和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7209页。

[10] 经济学家运用统计研究试图确定最低工资对就业方面的影响,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至今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在人力资本投资和消除贫困方面基本达成一致。请参见,坎贝尔·麦克南等:《当代劳动经济学》,刘文等译,刘文校,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271页,该书中列举了较为详细的英文文献。

[11] 例如,在当下中国,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力市场受多种因素影响波动很大。由于这些劳动力市场的内生变化,是外在于最低工资制度影响的,从而导致很多计量模型的结论受到质疑。请参见,丁守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及福利后果研究”,载《中州学刊》,2009年第期,第62页。

[12] 《劳动法》第50条对此做出了规定;关于工资的组成部分,2004年实施的《最低工资规定》第12条对其进行了规定。

[13] 亨利·黑兹利特:《一课经济学》,蒲定东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14] 张五常:“企业的合约理论”,载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54页。

[15] 严格地说,讨论工资水平,应当分不同的行业/职业,不同的行业/职业之间的工资水平是不同的,有着很大的差距。但这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

[16] 这一点很关键也很容易被忘记,尤其是在中国语境下。从源头上来说,劳动力之所以有价格,是因为它制造的产品有价格。我将会在文章第四部分详细地讨论该因素。

[17] 关于这些因素是如何具体地决定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的讨论,请参见,坎贝尔·麦克南等:《当代劳动经济学》,刘文等译,刘文校,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149页。

[18] 同上,第151页。

[19] 关于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特征,请看,坎贝尔·麦克南等:《当代劳动经济学》,刘文等译,刘文校,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严格说来,这里的完全竞争模型是指完全覆盖,即最低工资制度适用于所有行业。如果最低工资制度只是覆盖部分行业,其制度效果就会相应复杂一些,但基本结论不变。关于不完全覆盖行业的最低工资制度的就业分析,请参看,伊兰伯格,史密斯著:《现代劳动经济学(第六版)》,潘功胜,刘昕译,董克用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112页。

[20] 这是考察变量之间关系的方法论原则,其在自然科学中是常见的,在社会科学中也不应例外。关于这一点,法学界则常常是忽视甚或漠视了。原则上,所有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在考察其它因素对所研究变量的影响时,如果构建一个将所有因果关系同时包括进来的理论,是无法被事实推翻的,违背了科学理论的一般原则。请看,向松祚:《张五常经济学》,朝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7页。

[21] 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现状是最低工资普遍低于均衡工资。因此,在中国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对于就业没有什么显著影响。请参看,孙长青:“调整最低工资政策读中国就业影响的经济分析”,载《河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5期,第14页。

[22] 弹性只的是价格的变动与引起供给量或需求量变动幅度之比。弹性越大,说明供给量或需求量度价格变动的反映越敏感。请参见,同上,第124页。

[23] 其实,这也是价格管制的必然结果,最低工资制度只是价格管制中的一种形式。而价格管制要发生作用,就必然要大大扩展管制的范围,否则,总会有其它方式抵消最初的管制效果。关于价格管制的一般理论,请看,张五常:“价格管制理论”,载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2186页。

[24] 更为细致的讨论,请参看,斯蒂格勒:“最低工资立法经济学”,载库尔特·勒布,托马斯·盖尔编:《斯蒂格勒论文精选》,吴珠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6页。

[25] 关于非货币化工资形式的详细讨论,请参见,坎贝尔·麦克南等:《当代劳动经济学》,刘文等译,刘文校,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七章。

[26] 另一种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不同的原因在于通货膨胀因素。详细地讨论两种工资的不同,请参看,同上,第109110页。

[27] 亨利·黑兹利特:《一课经济学》,蒲定东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页。

[28] 曼昆:《经济学原理(第5版)》,梁小民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

[29] 这两个例子都引自,保罗·海恩等:《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第11版)》,马昕,陈宇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73174页。在我看来,这本书对垄断和竞争的分析是最为清晰和有力的。除此之外,我国学者薛兆丰的著作《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也是很好的一本。

[30] 关于这一点的细致地讨论,请看,理查德·波斯纳:《反托拉斯法》,孙秋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1] 请参看,曼昆:《经济学原理(第5版)》,梁小民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5页。关于政府管制的垄断政策的分析,请参看,周其仁“竞争、垄断与管制——反垄断政策的背景报告”,载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291页。另请看,理查德·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276页。

[32] 关于对概念实体化思维批评的观点,来自于产权学派的代表人物约拉姆·巴泽尔关于法律权利观点的讨论。请参看,约拉姆·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费方域、段毅才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

[33] 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想一想,当年我们热烈讨论是要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就很清楚了。

[34] 理查德·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276页。

[35] 更为细致地分析,请参看,坎贝尔·麦克南等:《当代劳动经济学》,刘文等译,刘文校,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157页。

[36]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请参看,王晓玲“关于中国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思考”,载《经济与管理》,2009年第11期,第20页;塞风等“我国实行最低工资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管理世界》,1995年第3期,第199页;傅康生“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分析”,载《江淮论坛》,1995年第6期,第70页;吴美化,朱应皋“我国最低工资的制度逻辑”,载《财经科学》,2009年第1期,第55页等;马扬,陈茁“最低工资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中国金融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第2627页。

[37] AlchianA. A. University Econom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1977. 转引自薛兆丰《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积极性革命》,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38] 王晓玲“关于中国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思考”,载《经济与管理》,2009年第11期,第19页。另请看,马扬,陈茁“最低工资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中国金融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第26页。更为细致的讨论,请参看,坎贝尔·麦克南等:《当代劳动经济学》,刘文等译,刘文校,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373页。

[39] 谬燕燕:《南通地区最低工资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南京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910页。

[40] 坎贝尔·麦克南等:《当代劳动经济学》,刘文等译,刘文校,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

[41] 同上,第204页。

[42] Adriana D. Kugler.2003.Employee Referrals and Efficiency Wages,Labour Economics, October , pp.53161.

[43] 请参看,张五常:《科学说需求》,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7274页。关于科学理论更为深入的哲学讨论,请参看,卡尔·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张华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尤其是第六章;卡尔纳普:《科学哲学导论》,张华夏,李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尤其是第一章。

[44] 丁守海“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影响分析”,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5期,第79页。

[45] 请参看,陈昕“市场条件下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与政策选择”,载黄平,杜铭那克主编:《农民工反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587页。关于“二元”经济的讨论,更为细致地讨论,请参看,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46] 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1.53亿人;本地非农就业0.89亿人。来自新华网,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2/12/4641191_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1310日。

[47] “中国需要怎样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出路在哪里”,载《解放日报》,2010717日。

[48] 这也与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以城市职工为主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次要劳动力市场有关。关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详细分析,请参看,李强“中国城市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研究”,载《学海》,2001年第1期,第111页。

[49] 关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布的具体数据,请参看,吕哲敏:《最低工资的经济学分析与对我国的启示》,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5页。

[50] 坎贝尔·麦克南等:《当代劳动经济学》,刘文等译,刘文校,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51] 更细致的讨论,请参看,龚强“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和劳动者福利的影响”,载《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65页。

[52] 理查德·波斯纳:“美国国会不应提高最低工资”,王慧卿译,载《第一财经日报》,20061130日,A07版。

[53] 该模型最早由CubittHargeraves提出。请参看,Cubitt, Hargeraves.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 Investment and Human Capital, mimeo, Economics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Norwich, UK. 1996. 转引自谬燕燕:《南通地区最低工资与就业关系的研究》,硕士论文,南京理工大学2008年,第11页。

[54] 有学者研究表明,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其离职率越高。从而使得人力资本投资更加困难。请参见,丁守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离职率的影响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第29页。

[55] 汪丁丁“争议最低工资制度”,载《财经》,2007416日,第总183期。

[56] 吴美华,朱应皋“我国最低工资的制度逻辑”,载《财经科学》,第2009年第1期,第59页。

[57] 吕哲敏:《最低工资的经济学分析与对我国的启示》,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9页。另请看,塞风等,“我国实行最低工资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管理世界》1995年第3期,第201

[58] 关于产业集群,请参看,唐利如:《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理论与实证》,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59] 《最低工资规定(2004年实施)》第23条。

[60] 关于非正规就业的详细的定义和特征,请参看,潘杰“非正规就业与中国女性进程务工者的发展”,载黄平,杜铭那克主编:《农民工反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61] 同上,第174177页。

[62] 请参,案丁守海“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效应分析——兼论〈劳动合同法〉的交互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 期。

[63] 请参看,傅康生“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分析”,载《江淮论坛》,1995年第6期,第71页。另请看,塞风等,“我国实行最低工资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管理世界》,1995年第3期,第202页。

[64] 何晓琦“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及确定”,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31页。

[65] 同上。其他学者也持同样观点,请参看,张智勇“最低工资会打击农民工就业吗”,载《财经科学》,2007年第10期,第106页;另请看,傅康生“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分析”,载《江淮论坛》,1995年第6期,第72页。

[66] 罗小兰“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农民工就业效应分析”,载《财经研究》,2007年第11期,第117页。

[67] 斯蒂格勒:“最低工资立法经济学”,载库尔特·勒布,托马斯·盖尔编:《斯蒂格勒论文精选》,吴珠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页。

[68] 请参看,凌斌“界权成本问题: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澄清与反思”,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

[69] 关于新的权利的形成的更为经典的论证,请参看,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域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70] 请参看,侯莉:《论最低工资制度》,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15页;谬燕燕:《南通地区最低工资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南京理工大学硕士论文, 2008年,第4页。

[71] 请参看,伊兰伯格,史密斯著:《现代劳动经济学(第六版)》,潘功胜,刘昕译,董克用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457页。

[72] 请参看,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103页。

[73] 对该模型的更为细致地讨论,请参看,吕哲敏:《最低工资的经济学分析与对我国的启示》,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012页。

[74]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5页。

[75] 王天林“社会转型与工会使命”,载《清华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35页。

[76] 薛兆丰:“最低工资制度不可取”,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142日;张五常:“没有必要实行最低工资制”,载《商界》,2006年第10期;平新乔:“关注民企劳资关系”,载《中国改革》,2005年第4期;蔡昉等:《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77] 请参看,亨利·黑兹利特:《一课经济学》,蒲定东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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